很多年以来，新闻媒体的老总和研究新闻媒体的专家，常常慨叹：新闻媒体最缺的是经营人才。对此，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。
也难怪，计划经济时代，中国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“经营”的。
随着中国改革开放，尤其是步入市场经济，媒体开始自己养活自己。吃上饭，活下去，才谈得上发展，而这一切离不开钱。自然，能给媒体挣钱的经营人才就特别金贵了。
直到今天，中国新闻媒体的“经营”都还是低水平的，经营人才依然金贵，并且还将金贵下去。
但，这丝毫不表明中国的记者人才是令人乐观的。尤其是眼下，越来越让人担心：对媒体而言，记者，真正的记者，或许才是最紧缺的。
因为，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，在媒体商业化大潮冲击下记者精神的迷失。与前几年相比，商业化大潮不是弱了而是强了。最突出的表征，就是媒体和记者“向金钱看齐”——不再羞羞答答，而是大张旗鼓——媒体老总们离编辑部越来越远，离广告部越来越近，想得更多、讲得更多、做得更多的不是新闻而是创收；采编联动下，媒体、记者越来越热衷于把新闻兑换成钱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违规广告屡禁不止，甚至顶风而上……以至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今年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提醒，“一张报纸，一本杂志，一个网站，在实现日常良性经营之上，有没有一个面向整个社会、超越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更高目标？有没有一种推进社会和谐、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？如果传媒业赚的钱越来越多了，但对和谐社会的贡献却越来越少，那么算不算是取得了真正的发展？我觉得这是整个传媒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。”
我们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，在官本位冲击下记者人格的失落。我一直很佩服少奇同志60年前说的一句话：记者“要能坚持，要有点硬劲，要有点斗争性，要像鲁迅那样有骨头，没有骨头，是硬不起来的。”但现在，记者的“软骨症”不是轻了而是重了。远的不说，就是与二三十年前相比，也让人觉得今天的记者普遍“缺钙”——在长官意志、地方利益、局部利益等种种不成文的“禁区”面前，唯上是从，唯唯诺诺，大讲假话，大讲空话，就是不敢说一个“不”字，即便明知道种种“禁区”恰恰对党对国对民众的利益不利。贪官、坏官，哪一个在落马前没有一批记者“枪手”马前马后忙并快乐着？由此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《羊城晚报》，顶着压力，突破舆论封锁，率先报道“曙光401号客轮”沉船200多人遇难；详细报道1982年“4·26”桂林空难；率先披露刘少奇惨死的详情；全国首家详细报道人民公社解体；为民请命，公开批评“红头文件”……当年那群书生儒侠，以公理正义弥补机制缺失，以忧患情怀逢招解招。这一切，都是需要记者的胆识、智慧和勇气的。而领军人物，就是提着“乌纱帽”替百姓说话的总编辑吴有恒（有兴趣的读者，可查阅羊晚最近的《真言与胆识：记吴有恒领头突破新闻禁区》、《为民请命：突破“红头文件”》、《破禁：1980—1989》等文章）。
我们还明显地感到，在新闻媒体发展的链条中，记者恰恰是那最薄弱的一环。这种判断，依据有二：一是媒体的公信力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怀疑和拷问，成为媒体发展最大的隐患。这与前述记者精神的迷失、记者人格的失落紧密相关。而要让新闻恢复力量，取决于记者的采写技术，更取决于记者的人格、精神、意志、立场、态度的健全与转变。二是在新的媒体发展格局中，前些年就被人们大呼的“内容为王”开始真正被实践——尤其是报刊、广电等“传统媒体”，面对新媒体的冲击，必须做强做优做精“内容”， 踏下心来做内容产业——这是经营理念、发展理念转变的关键。而这一切，有赖于记者的素质和能力。由此可说，做内容就是做经营，培养记者就是占领市场。
中国正处在千百年来的最大变革之中，这是中国新闻媒体的幸运，也是中国记者的幸运。尽管媒体和记者有这样那样的“烦恼”、“困惑”、“痛苦”以及种种“身不由己”，但困苦正是有出息的媒体和记者的垫脚石。有一批有骨头的真正的记者，有一批负责任、敢担当的媒体，不正是中国之幸、民众之幸么？
相信记者，相信中国。
